》中，他发现了不可知者，即本体。
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学家看来，不可知就是不可知，因而就不能对于它说什么，所以最好是完全放弃形上学，只讲知识论。
但是在习惯于负的方法的人们看来，正因为不可知是不可知，所以不应该对于它说什么，这是理所当然的。
形上学的任务不在于，对于不可知者说些什么；而仅仅在于，对于不可知是不可知这个事实，说些什么。
谁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谁也就总算对于它有所知。
关于这一点，康德做了许多工作。
哲学上一切伟大的形上学系统，无论它在方法论上是正的还是负的，无一不给自己戴上“神秘主义”的大帽子。
负的方法在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
但是甚至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那里，正的方法是用得极好了，可是他们的系统的顶点也都有神秘性质。
哲学家或在《理想国》里看出“善”的“理念”并且自身与之同一，或在《形上学》里看出“思想思想”的“上帝”并且自身与之同一，或在《伦理学》里看出自己“从永恒的观点看万物”并且享受“上帝理智的爱”，在这些时候，除了静默，他们还能做什么呢？用“非一”、“非多”、“非非一”、“非非多”这样的词形容他们的状态，岂不更好吗？
由此看来，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并不是矛盾的，倒是相辅相成的。
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
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
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
神秘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更不在清晰思想之下。
毋宁说它在清晰思想之外。
它不是反对理性的，它是超越理性的。
在中国哲学史中，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事实上，对它太忽视了。
因此，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哲学以单纯为特色的原因之一。
由于缺乏清晰的思想，其单纯性也就是非常素朴的。
单纯性本身是值得发扬的，但是它的素朴性必须通过清晰的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
清晰的思想不是哲学的目的，但是它是每个哲学家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训练。
它确实是中国哲学家所需要的。
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史中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
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
禅宗有个故事说：“俱胝和尚，凡有诘问，唯举一指。
后有童子，因外人问：‘和尚说何法要？’童子亦竖起一指。
胝闻，遂以刃断其指，童子号哭而去。
胝复召子，童子回首，胝却竖其指，童子忽然领悟。
”（《曹山语录》）
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它暗示这样的真理：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家或学哲学的学生必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
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