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得反其意”的方法。
他专门这样解释和分析法律条文，而不管条文的精神实质，不管条文与事实的联系。
换句话说，他只注重“名”而不注重“实”。
名家的精神就是这样。
由此可见，辩者本来是讼师，邓析显然是最早的讼师之一。
不过他仅只是开始对于名进行分析的人，对于哲学本身并没有做出真正的贡献。
所以真正创建名家的人是晚一些的惠施、公孙龙。
关于这两个人，《吕氏春秋》告诉我们：“惠子为魏惠王（公元前370年至前319年在位）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
”（《审应览·淫辞》）又说：“秦赵相与约，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
居无几何。
秦兴兵攻魏，赵欲救之，秦王不说，使人让赵王曰：约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
今秦欲攻魏，而赵因欲救之，此非约也。
赵王以告平原君。
平原君以告公孙龙。
公孙龙曰：亦可以发使而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王独不助赵，此非约也。
”（《审应览·淫辞》）
《韩非子》又告诉我们：“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
”（《问辩》）下面我们将看到，“坚白”是公孙龙的学说，“无厚”是惠施的学说。
从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惠施、公孙龙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当时的法律活动有关。
公孙龙对于秦赵之约的解释，确实是完全按照邓析的精神。
《韩非子》认为，这两个人有关法律的“言”，效果很坏，像邓析的一样坏。
韩非本人是法家，竟然反对源出讼师的名家的“词”，以为它破坏法律，这也许令人奇怪。
但是在第十四章中我们就会明白，韩非及其他法家其实都是政治家，并不是法学家。
惠施、公孙龙代表名家中的两种趋向：一种是强调实的相对性，另一种是强调名的绝对性。
这种区别，在着手从名实关系中分析名的时候，就变得明显了。
我们来看一句简单的话：“这是桌子。
”其中的“这”指具体的实物，它是可变的，有生有灭的。
可是“桌子”在这句话里指一个抽象范畴，即名称，它是不变的，永远是它那个样子。
“名”是绝对的，“实”是相对的。
例如“美”是绝对美的名，而“美的事物”只能是相对美。
惠施强调实际事物是可变的、相对的这个事实，公孙龙则强调名是不变的、绝对的这个事实。
惠施的相对论
惠施（鼎盛期公元前350年至前260年）是宋国（在今河南省）人。
我们知道，他曾任魏惠王的相，以其学问大而闻名。
他的著作不幸失传了，《庄子·天下》保存有惠施的“十事”，我们所知道的惠施的思想，仅只是从此“十事”推演出来的。
第一事是：“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这两句话都是现在所谓的“分析命题”。
它们对于实，都无所肯定，因为它们对于实际世界中什么东西最大，什么东西最小，都无所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