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上》）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善推其所为”，这种推广是在爱有差等的原则基础上进行的。
爱家人，推而至于也爱家人以外的人，这也就是行“忠恕之道”，回过来说也就是行“仁”，这都是孔子倡导的。
这其间并无任何强迫，因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恻隐之心，不忍看得别人受苦。
这是“仁之端也”，发展这一端就使人自然地爱人。
但是同样自然的是，爱父母总要胜过爱其他一般的人，爱是有差等的。
儒家的观点是这样。
墨家则不然，它坚持说，爱别人和爱父母应当是同等的。
这会不会弄成薄父母而厚别人，且不必管它，反正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消除儒家的有差等的爱。
孟子抨击“墨氏兼爱，是无父也”的时候，心中所想的正是这一点。
在爱的学说上，儒墨的上述分歧，孟子及其以后的许多人都很清楚地指出过。
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更带根本性的分歧。
这就是，儒家认为，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地发展出来的；而墨家认为，兼爱是从外部人为地附加于人的。
也可以说，墨子也回答了孔子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应当行仁义？不过他的回答是根据功利主义。
他强调超自然的和政治的制裁以强迫和诱导人们实行兼爱，也与儒家为仁义而仁义的原则不合。
若把第五章所引《墨子·兼爱》的话与本章所引《孟子》论“四端”的话加以比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两家的根本分歧。
政治哲学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墨家的国家起源论，也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理论。
现在再看儒家的国家起源论，又与它不同。
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有人伦以及建立在人伦之上的道德原则。
国家和社会起源于人伦。
照墨家说，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有用；照儒家说，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应当存在。
人只有在人伦即人与人的关系中，才得到充分的实现和发展。
孟子像亚里士多德，主张“人是政治的动物”，主张只有在国家和社会中，才能够充分发展这些人伦。
国家是一个道德的组织，国家的元首必须是道德的领袖。
因此儒家的政治哲学认为，只有圣人可以成为真正的王。
孟子把这种理想，描绘成在理想化的古代已经存在。
据他说，有个时期圣人尧为天子（据说是活在公元前24世纪）。
尧老了，选出一个年轻些的圣人舜，教给他怎样为君，于是在尧死后舜为天子。
同样地，舜老了选出一个年轻些的圣人禹做他的继承人。
天子的宝座就这样由圣人传给圣人，照孟子说，这样做是因为应当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