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公孙丑上》）
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此“四端”，若充分扩充，就变成四种“常德”，即儒家极其强调的仁、义、礼、智。
这些“德”，若不受外部环境的阻碍，就会从内部自然发展（即扩充），有如种子自己长成树，蓓蕾自己长成花。
这也就是孟子同告子争论的根本之点，告子认为人性本身无善无不善，因此道德是从外面人为地加上的东西，即所谓“义，外也”。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应当让他的“四端”，而不是让他的低级本能，自由发展？孟子的回答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有此“四端”。
所以应当发展“四端”，因为只有通过发展“四端”，人才真正成为“人”。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孟子·离娄下》）他这样回答了孔子没有想到的这个问题。
儒墨的根本分歧
我们由此看出了儒墨的根本分歧。
孟子以“距杨墨”为己任，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
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
”（《孟子·滕文公下》）很明显，杨朱的学说是反对仁义的，因为仁义的本质是利他，而杨朱的原则是利己。
但是墨子的兼爱，目的也是利他，在利他这方面他甚至比儒家的调子更高。
那么，孟子在他的批判中，为什么把墨子和杨朱混在一起呢？
对于这个问题，传统的回答是，由于墨家主张爱无差等，而儒家主张爱有差等。
换句话说，在爱人的问题上，墨家强调同等，儒家强调差等。
《墨子》里有段话说明了这个分歧，有个巫马子对墨子说：“我不能兼爱。
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
”（《墨子·耕柱》）
巫马子是儒家的人，竟然说“爱我身于吾亲”，很可能是墨家文献的夸大其词。
这显然与儒家强调的孝道不合。
除了这一句以外，巫马子的说法总的看来符合儒家精神。
因为照儒家看来，应当爱有差等。
谈到这些差等，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尽心上》）孟子同墨者夷之辩论时，问他：“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孟子·滕文公上》）对于兄之子的爱，自然会厚于对邻人之子的爱。
在孟子看来，这是完全正常的；人应当做的就是推广这种爱使之及于更远的社会成员。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