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平衡就要崩塌，技术性的打断就必不可少。
中场休息、吃一顿饭，甚至只是去趟卫生间、打个无关谈判的电话，都能松一松双方之间过于绷紧的那根弦。
“我们太激动了。
”
“戴英，我们先各自冷静一段时间。
”
“等我们都冷静下来，再重新讨论这件事。
”
那天，梁倏亭的本能警告他必须中断谈话。
于是，他用这样的话术掐断了他和戴英的交流。
风险太高了。
如果当时的对话继续进行下去，在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中，有一种是梁倏亭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在情绪的支配下，双方的言辞越来越尖锐，即使是冲动，即使事后会后悔，但是在那一刻，戴英说要分手。
光是想象，梁倏亭的太阳穴就疼得近乎裂开。
那天的对话，或者说争吵中断后，梁倏亭离开了戴英的出租屋，而戴英并没有和他一起回家。
第二天早上，梁倏亭在去见戴英的路上接到了他的电话。
他告诉梁倏亭，他被公司派去了外地出差，归期不定。
梁倏亭将车急停在路边，听到戴英继续说，“我们下午就出发，你不用来送我。
我在公司，晚点会和同事一起去机场。
”
电话没有挂断，可是好长一段时间，双方都无话可说。
最后，梁倏亭说：“注意安全，落地给我打电话。
”
戴英说：“好。
”
就这样，他们迎来了一段堪称冷战的时期：见不到面，虽然还是会通电话，却一致地回避重点，例行聊完彼此的睡眠、天气和一日三餐，就挂断电话。
是梁倏亭先选择了避重就轻、粉饰太平。
他退一步，就别怪戴英会退十步。
他说要“各自冷静”，可是没有人能确定冷静的标准是什么，他们要过多久、变成什么状态才算是足够冷静。
更糟糕的是，也许只有情绪激动的状态下，戴英才会把他掩藏的想法说出来。
当他们恢复冷静，就再也无法触及到问题的核心。
梁倏亭为他们的关系规避了最坏的结果，换来的是一场轻微到恍若不存在，却顽固的、长久的“慢性病”。
“年会那天，戴英能来吗？”
母亲温柔的声音把梁倏亭从思绪的漩涡中叫了出来，她问，“你有没有好好地邀请他？”
岁末年初，大大小小的年会、晚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