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
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
我写我
我写我，真是一个绝妙的题目；但是，我的文章却不一定妙，甚至很不妙。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二者亲密无间，因为实际上是一个东西。
按理说，人对自己的“我”应该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实上却不尽然。
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视过高的。
这在人类历史上竟成了一个哲学上的大问题。
否则古希腊哲人发出狮子吼：“要认识你自己！”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吗？
我认为，我是认识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
然而结果并不美妙，我剖析得有点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拿写文章做一个例子。
专就学术文章而言，我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
我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
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文章在内，我觉得是好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情呢？我还没得到答案。
再谈文学作品。
在中学时候，虽然小伙伴们曾赠我一个“诗人”的绰号，实际上我没有认真写过诗。
至于散文，则是写的，而且已经写了六十多年，加起来也有七八十万字了。
然而自己真正满意的也屈指可数。
在另一方面，别人的散文就真正觉得好的也十分有限。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也还没得到答案。
在品行的好坏方面，我有自己的看法。
什么叫好？什么又叫坏？我不通伦理学，没有深邃的理论，我只能讲几句大白话。
我认为，只替自己着想，只考虑个人利益，就是坏。
反之能替别人着想，考虑别人的利益，就是好。
为自己着想和为别人着想，后者能超过一半，他就是好人。
低于一半，则是不好的人；低得过多，则是坏人。
拿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自己，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好人。
我尽管有不少的私心杂念，但是总起来看，我考虑别人的利益还是多于一半的。
至于说真话与说谎，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
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
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
我的真话总是大大地超过谎话。
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我这样一个自命为好人的人，生活情趣怎样呢？我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是兴趣不老少的人。
然而事实上生活了八十年以后，到头来自己都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一棵枯树，只有树干和树枝，而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
自己搞的所谓学问，别人称之为“天书”。
自己写的一些专门的学术著作，别人视之为神秘。
年届耄耋，过去也曾有过一些幻想，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粗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上一点绿叶；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有时候整天连轴转，“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且退休无日，路穷有期，可叹亦复可笑！
我这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跨过。
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了过来。
我不能不承认，我运气不错，所得到的成功，所获得的虚名，都有点名不副实。
在另一方面，我的倒霉也有非常人所可得者。
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
皮肉之苦也是永世难忘的。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
我常常回忆八十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
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
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1992年11月16日
做真实的自己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
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
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
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
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
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
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
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
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
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
我离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
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决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决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
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托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
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
这与我写一些文章有关。
因写“后记”，触发了我的感慨，所以就加了这样一条尾巴。
1995年3月18日
反躬自省
我在上面，从病原开始，写了发病的情况和治疗的过程，自己的侥幸心理，掉以轻心，自己的瞎鼓捣，以致酿成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大患，进了三〇一医院，边叙事，边抒情，边发议论，边发牢骚，一直写了一万三千多字。
现在写作重点是应该换一换的时候了。
换的主要枢纽是反求诸己。
三〇一医院的大夫们发扬了“三高”的医风，熨平了我身上的创伤，我自己想用反躬自省的手段，熨平我自己的心灵。
我想从认识自我谈起。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我，自我当然离自己最近，应该最容易认识。
事实证明正相反，自我最不容易认识。
所以古希腊人才发出了“knowthyself”的惊呼。
一般的情况是，人们往往把自己的才能、学问、道德、成就等等评估过高，永远是自我感觉良好。
这对自己是不利的，对社会也是有害的。
许多人事纠纷和社会矛盾由此而生。
不管我自己有多少缺点与不足之处，但是认识自己，我是颇能做到一些的。
我经常剖析自己。
想回答“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问题。
我自信能够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的。
我认为，自己决不是什么天才，决不是什么奇才异能之士，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中不溜丢的人；但也不能说是蠢材。
我说不出，自己在哪一方面有什么特别的天赋。
绘画和音乐我都喜欢，但都没有天赋。
在中学读书时，在课堂上偷偷地给老师画像，我的同桌、同学画得比我更像老师，我不得不心服。
我羡慕许多同学都能拿出一手儿来，唯独我什么也拿不出。
我想在这里谈一谈我对天才的看法。
在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天才；我都没能够碰到。
但是，在古代，在现代，在中国，在外国，自命天才的人却层出不穷。
我也曾遇到不少这样的人。
他们那一副自命不凡的天才相，令人不敢向迩。
别人嗤之以鼻，而这些“天才”则岿然不动，挥斥激扬，乐不可支。
此种人物列入《儒林外史》是再合适不过的。
我除了敬佩他们的脸皮厚之外，无话可说。
我常常想，天才往往是偏才。
他们大脑里一切产生智慧或灵感的构件集中在某一个点上，别的地方一概不管，这一点就是他的天才之所在。
天才有时候同疯狂融在一起，画家梵高就是一个好例子。
在伦理道德方面，我的基础也不雄厚。
我绝没有现在社会上认为的那样好，那样清高。
在这方面，我有我的一套“理论”。
我认为，人从动物群体中脱颖而出，变成了人。
除了人的本质外，动物的本质也还保留了不少。
一切生物的本能，即所谓“性”，都是一样的，即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在这条路上，倘有障碍，必将本能地下死力排除之。
根据我的观察，生物还有争胜或求胜的本能，总想压倒别的东西，一枝独秀。
这种本能人当然也有。
我们常讲，在世界上，争来争去，不外名利两件事。
名是为了满足求胜的本能，而利则是为了满足求生。
二者联系密切，相辅相成，成为人类的公害，谁也铲除不掉。
古今中外的圣人贤人们都尽过力量，而所获只能说是有限。
至于我自己，一般人的印象是，我比较淡泊名利。
其实这只是一个假象，我名利之心兼而有之。
只因我的环境对我有大裨益，所以才造成了这一个假象。
我在四十多岁时，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当时所能追求的最高荣誉，我已经全部拿到手。
在学术上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
在教育界是一级教授。
在政治上是全国政协委员。
学术和教育我已经爬到了百尺竿头，再往上就没有什么阶梯了。
我难道还想登天做神仙吗？因此，以后几十年的提升提级活动我都无权参加，只是领导而已。
假如我当时是一个二级教授——在大学中这已经不低了——我一定会渴望再爬上一级的。
不过，我在这里必须补充几句。
即使我想再往上爬，我决不会奔走、钻营、吹牛、拍马，只问目的，不择手段。
那不是我的作风，我一辈子没有干过。
写到这里，就跟一个比较抽象的理论问题挂上了钩。
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什么叫好？什么叫坏？我没有看过伦理教科书，不知道其中有没有这样的定义。
我自己悟出了一套看法，当然是极端粗浅的，甚至是原始的。
我认为，一个人一生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天人关系，也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人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个人思想和感情中矛盾和平衡的关系。
处理好了，人类就能够进步，社会就能够发展。
好人与坏人的问题属于社会关系。
因此，我在这里专门谈社会关系，其他两个就不说了。
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处理利害关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都关心自己的利益。
而这种利益又常常会同别人有矛盾的。
有了你的利益，就没有我的利益。
你的利益多了，我的就会减少。
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就成了芸芸众生最棘手的问题。
人类毕竟是有思想能思维的动物。
在这种极端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中，他们绝大部分人都能有分析评判的能力。
至于哲学家所说的良知和良能，我说不清楚。
人们能够分清是非善恶，自己处理好问题。
在这里无非是有两种态度，既考虑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着想，也考虑别人的利益，为别人着想。
极少数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又以残暴的手段攫取别人的利益者，是为害群之马，国家必绳之以法，以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
这也是衡量一个人好坏的基础。
地球上没有天堂乐园，也没有小说中所说的“君子国”。
对一般人民的道德水平不要提出过高的要求。
一个人除了为自己着想外，能为别人着想的水平达到百分之六十，他就算是一个好人。
水平越高，当然越好。
那样高的水平恐怕只有少数人能达到了。
大概由于我水平太低，我不大敢同意“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提法，一个“毫不”，再加上一个“专门”，把话说得满到不能再满的程度。
试问天下人有几个人能做到。
提这个口号的人怎样呢？这种口号只能吓唬人，叫人望而却步，决起不到提高人们道德水平的作用。
至于我自己，我是一个谨小慎微、性格内向的人。
考虑问题有时候细入毫发。
我考虑别人的利益，为别人着想，我自认能达到百分之六十。
我只能把自己划归好人一类。
我过去犯过许多错误，伤害了一些人。
但那决不是有意为之，是为我的水平低修养不够所支配的。
在这里，我还必须再做一下老王，自我吹嘘一番。
在大是大非问题前面，我会一反谨小慎微的本性，挺身而出，完全不计个人利害。
我觉得，这是我身上的亮点，颇值得骄傲的。
总之，我给自己的评价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好人，但不是一个不讲原则的滥好人。
现在我想重点谈一谈对自己当前处境的反思。
我生长在鲁西北贫困地区一个僻远的小村庄里。
晚年，一个幼年时的伙伴对我说：“你们家连贫农都够不上！”在家六年，几乎不知肉味，平常吃的是红高粱饼子，白馒头只有大奶奶给吃过。
没有钱买盐，只能从盐碱地里挖土煮水腌咸菜。
母亲一字不识，一辈子季赵氏，连个名都没有捞上。
我现在一闭眼就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夏天里浑身上下一丝不挂，滚在黄土地里，然后跳入浑浊的小河里去冲洗。
再滚，再冲；再冲，再滚。
“难道这就是我吗？”
“不错，这就是你！”
六岁那年，我从那个小村庄里走出，走向通都大邑，一走就走了将近九十年。
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跨过独木小桥。
有时候歪打正着，有时候也正打歪着。
坎坎坷坷，跌跌撞撞，磕磕碰碰，推推搡搡，云里，雾里。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现在的九十二岁，超过古稀之年二十多岁了。
岂不大可喜哉！又岂不大可惧哉！我仿佛大梦初觉一样，糊里糊涂地成为一位名人。
现在正住在三〇一医院雍容华贵的高干病房里。
同我九十年前出发时的情况相比，只有李后主的“天上人间”四个字差堪比拟于万一。
我不大相信这是真的。
我在上面曾经说到，名利之心，人皆有之。
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有了点名，感到高兴，是人之常情。
我只想说一句，我确实没有为了出名而去钻营。
我经常说，我少无大志，中无大志，老也无大志。
这都是实情。
能够有点小名小利，自己也就满足了。
可是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子。
已经有了几本传记，听说还有人正在写作。
至于单篇的文章数量更大。
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