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三部重要的解释《春秋》的书，即《三传》，从汉朝起这《三传》本身也成了经典。
它们是《左传》（可能本来不是整个地为解释《春秋》而作，到后来才归附上去）、《公羊传》、《穀梁传》。
“三传”都是以据说是作者的姓氏命名。
其中以《公羊传》的解释，特别与董仲舒的学说相合。
在《公羊传》中有相同的三世说。
东汉后期，何休（129—182）为《公羊传》作解诂，进一步对这个学说进行了加工。
照何休的说法，《春秋》所记的过程，是孔子在理想上变“衰乱世”为“升平世”，再变为“太平世”的过程。
何休以“所传闻世”与“衰乱世”相配合，这是第一阶段。
在此阶段，孔子集中他的全部注意于自己的鲁国，以鲁为改制中心。
何休以“所闻世”与“升平世”相配合，这是第二阶段。
在此阶段，孔子已经治好了本国，进而将安定和秩序传到“中国”境内的其他华夏国家。
最后，第三阶段，何休以“所见世”与“太平世”相配合。
在此阶段，孔子不仅将安定和秩序传到诸夏之国，而且开化了周围的夷狄之国。
在此阶段，何休说：“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公羊传》隐公元年注）当然，何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事孔子都实际完成了。
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孔子当真有了权力、权威，他就会完成这些事。
可是，即使如此，这个学说也仍然是荒诞的，因为孔子只活在《春秋》三世的后期，怎么可能做前期的事呢？
何休阐明的道路，是孔子从本国做起，进而治平天下。
这条道路，与《大学》阐明的治国平天下的步骤相似。
所以在这一方面，《春秋》成了《大学》的例证。
这种将社会进化分为三阶段的学说，又见于《礼记》的《礼运》篇。
照《礼运》篇所说，第一阶段是乱世，第二阶段是“小康”之世，第三阶段是“大同”之世。
《礼运》篇描述的“大同”如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窃切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
虽然《礼运》篇作者说这种“大同”是在过去的黄金时代，它实际上代表了汉朝人当时的梦想。
汉朝人看到的单纯是政治统一，他们一定希望看到更多方面的统一，像大同那样的统一。
[1]不是西方，虽然西方是与秋相配的。
据董氏说法，其原因是天“任阳不任阴”（《阴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