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
”君主一定要这样，因为他万一考虑某件事，这就意味着别的事他没有考虑，可是他的功能和职责是考虑他治下的“一切”事。
所以解决的办法，只有让他不自虑，不自说，不自为，但是命令别人替他虑，替他说，替他为。
用这种方法，他无为，而无不为。
至于君主“用天下”的详细程序，这一段里说：“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
……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
”
很清楚，这个程序的后部分正与法家相同。
这一段还继续说：“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
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
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
……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谓辩士，一曲之人也。
”
从这里可以看出道家对法家的批评。
法家的治道，需要君主公正无私。
他一定惩罚应当受惩罚的人，即使这些人是他的亲友；他一定奖赏应当受奖赏的人，即使这些人是他的仇敌。
只要他有一些时候不能这样做，他的整个统治机器就垮了。
这样的要求是一个仅有中等智力的人远远不能胜任的，真正能实现这种要求的还只有圣人。
法家和儒家
儒家主张，治理百姓应当以礼以德，不应当以法以刑。
他们坚持传统的治道，却不认识当初实行此道的环境已经变了。
在这个方面，儒家是保守的。
在另一方面，儒家同时又是革命的，在他们的观念里反映了时代的变化。
传统上只按出身、财产划分的阶级区别，儒家不再坚持了。
当然，孔子、孟子还继续讲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但是在他们看来，这种区别在于个人的道德水平，没有必要根据原来的阶级差别了。
本章一开始就指出，在早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以礼治贵族，以刑治平民。
所以，儒家要求不仅治贵族以礼，而且治平民也应当以礼而不以刑，这实际上是要求以更高的行为标准用之于平民。
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是革命的。
在法家思想里，也没有阶级的区别。
在法律和君主面前人人平等。
可是，法家不是把平民的行为标准提高到用礼的水平，而是把贵族的行为标准降低到用刑的水平，以至于将礼抛弃，只靠赏罚，一视同仁。
儒家的观念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观念是现实主义的。
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总是指责法家卑鄙、粗野，法家总是指责儒家迂腐、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