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方术，显然是反乎自然而行的。
道教有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
对中国科学史有兴趣的人，可以从道士的著作中找到许多资料。
作为哲学的佛学与作为宗教的佛教，也有区别。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佛学比对佛教感兴趣得多。
中国的丧祭，和尚和道士一起参加，这是很常见的。
中国人即使信奉宗教，也是有哲学意味的。
现在许多西方人都知道，与别国人相比，中国人一向是最不关心宗教的。
例如，德克·布德教授（derkbodde）有篇文章，《中国文化形成中的主导观念》[1]，其中说：“中国人不以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
……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规的、有组织的那一类宗教）。
……这一切自然标志出中国文化与其他主要文化的大多数，有根本的重要的不同，后者是寺院、僧侣起主导作用的。
”
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说法完全正确。
但是有人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对于超乎现世的追求，如果不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为什么事实上大多数民族以宗教的观念和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这种追求如果是人类基本欲望之一，为什么中国人竟是一个例外？若说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不是宗教，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对于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毫无觉解？
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可以叫做“超道德的”价值。
爱人，是道德价值；爱上帝，是超道德价值。
有人会倾向于把超道德价值叫做宗教价值。
但是依我看来，这种价值并不限于宗教，除非此处宗教的含义与前面所说的不同。
例如，爱上帝，在基督教里是宗教价值，但是在斯宾诺莎哲学里就不是宗教价值，因为斯宾诺莎所说的上帝实际上是宇宙。
严格地讲，基督教的爱上帝，实际上不是超道德的。
这是因为，基督教的上帝有人格，从而人爱上帝可以与子爱父相比，后者是道德价值。
所以，说基督教的爱上帝是超道德价值，是很成问题的。
它是真超道德价值。
而斯宾诺莎哲学里的爱上帝才是真超道德价值。
对以上的问题，我要回答说，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是这条规律的例外。
他们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
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
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
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照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
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
《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第四十八章）这种损益的不同暂且不论，《老子》这个说法我也不完全同意。
现在引用它，只是要表明，中国哲学传统里有为学、为道的区别。
为学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心灵的境界。
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
哲学的功用，尤其是形上学的功用，不是增加积极的知识，这个看法，当代西方哲学的维也纳学派也做了发挥，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为了不同的目的。
我不同意这个学派所说的：哲学的功用只是弄清观念；形上学的性质只是概念的诗。
不仅如此，从他们的辩论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哲学，尤其是形上学，若是试图给予实际的信息，就会变成废话。
宗教倒是给予实际的信息。
不过宗教给予的信息，与科学给予的信息，不相调和。
所以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向来有冲突。
科学前进一步，宗教就后退一步；在科学进展的面前，宗教的权威降低了。
维护传统的人们为此事悲伤，为变得不信宗教的人们惋惜，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