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没能给出这个答案，也没在中心留很久。
关澜对她说了收集证据的办法，比如在家里隐蔽些的地方放个摄像头，或者再跟戴哲微信聊一下之前的那两次，让他道歉，从而留下记录。
但方晴只是听着，有点犹豫，不知是不敢，还是心意未决。
又说了些孩子和财产方面的细节，她看看时间，说是学校快放学了，她得赶着去接女儿。
临走倒是跟关澜互相留了手机号。
但关澜看着她走出去，突然觉得齐宋的判断是对的，这个案子还真不一定有下文，至少短时间之内不会有。
家暴往往就是这样，伤害，道歉，补偿，再伤害，再道歉，再补偿。
恰如俗话所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而在第一次发生之后，就好像破窗效应，如不及时彻底地矫正补救，便打破了某种心理屏障，陷入一个螺旋上升的循环，重复出现，间隔缩短，程度升级。
现在，戴哲也许还处在补偿的阶段，方晴也许有一种侥幸的错觉，一切都会好起来。
再次来访会是多久之后呢？那时又会看到怎样的照片？关澜不禁去想。
张井然在旁边感叹：“女的真是不能没工作。
”
关澜回神，却道：“我不想说什么女人一定要有工作，甚至觉得不能简单地说男人就是这样不可靠，而是这种生活方式本来就是不合理的，说是一内一外，分工合作，一加一大于二，短期也许可行，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一种适合长期保持的状态。
它把两个人推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上，没有交流的时间，甚至见不上一面……”
她这么说着，又想起梁思和何静远。
“我从前看过一本书，是个香港社工写的，”她继续道，“说他曾经在一个社区工作，发现那里的家庭问题特别多，争吵，抑郁，孩子学习困难。
他后来总结，在那里居住的人其实都有些相似，父亲大多有超长的工作时间，而母亲不得不放弃职业转而照顾家庭。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为对方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又因为生活中的种种缺少交流的机会，于是便造成一种长期的高压状态，然后再影响到孩子身上。
“有些家庭也许能靠人品，靠爱，顺利渡过了那个时期，但你不能把这当成是理所当然。
那个社工觉得这种情况不是靠做做咨询、调整下心态就能改变的，甚至一度让他经历了职业耗竭，回学校又去读了一段时间的书，才恢复过来。
那是九零到零零年代的香港，我们这里现在好像也有些相似了，996，007。
很少有夫妻能一起下班，买菜烧饭，再坐在一起，一边看电视一边吃掉，就像从前一样……”
“所以还是资本的问题呗。
”张井然笑。
关澜看看她，问：“是不是觉得我有点烦？好像总是在上课一样。
”
“没，”张井然答，“真的，我觉得现在很多女孩子都缺少这方面的认识，好在我跟着你做过几个案子，再看看她们，简直替她们急死。
”
而后像小品一样演起来，自问自答。
“比如我一个好朋友，跟我说她毕业就准备结婚了。
男方有现成的婚房，她只需要拎包入住。
我说房子一定两个人一起买啊，买不起宁愿租，也别拎包住人家的，万一有个万一，他可以让你拎包走人。
“她说，可是我家也有房啊，我们都是独生子女，两头婚，没事住一起，有事各回各家。
“我说，那孩子呢，要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