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大约四个月，1938年春迁往昆明——最西南的边陲。
在衡山只有短短的几月，精神上却深受激励。
其时，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其地，则是怀让磨砖做镜（见本书第二十二章）、朱熹会友论学之处。
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
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的哲学家、著作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
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段生活格外的激动人心，令人神往。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我自己和我的同事汤用彤教授、金岳霖教授，把在此以前开始写的著作写完了。
汤先生的书是《中国佛教史》第一部分、金先生的书是《论道》、我的书是《新理学》。
金先生和我有许多看法相同，但是我的书是程朱理学的发展，而他的书则是独立研究形上学问题的成果。
后来在昆明我又写了其他一系列的书：《新事论》，又名《中国到自由之路》；《新原人》；《新原道》，又名《中国哲学之精神》（已由牛津大学的休士先生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新知言》（各书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往下我试将各书要点略述一二，作为举例，以见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趋势；这样做的时候，也许可以从侧面透露出，中国哲学对未来的哲学会有什么贡献。
哲学的推理，更精确地说——形上学的推理，其出发点是经验中有某种事物。
这某种事物，也许是一种感觉、一种感情，或别的什么。
从“有某种事物”这句话演绎出《新理学》的全部观念或概念，它们或是程朱的，或是道家的。
这些观念或概念，全部被这样地看做仅仅是“有某种事物”这句话的逻辑蕴涵。
不难看出，“理”和“气”的观念是怎样从“有某种事物”演绎出来的，其他的观念也都是这样处理的。
例如，“动”的观念，我不是作为宇宙形成论的观念，即宇宙的某种实际的最初的运动观念，来处理的；而是作为形上学的观念，蕴涵于“存在”的观念自身之内的观念，来处理的。
存在是一流行，是一动。
如果考虑宇宙静的方面，我们会用道家的说法：在有物之前，必先有“有”。
如果考虑宇宙动的方面，我们会用儒家的说法：在物存在之前，必先有“动”，这不过是存在的流行的另一个说法。
在我称为图画式的思想中，实际上就是在想象中，人们把“有”、“动”想象为“上帝”、万物之“父”。
这一种想象的思想，使人有宗教和宇宙形成论，而不是哲学和形上学。
按照这样的路线进行推论，我已经在《新理学》中能够演绎出全部的中国哲学的形上学观念，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清楚而有系统的整体。
这部书被人赞同地接受了，因为对它的评论都似乎感到，中国哲学的结构历来都没有陈述得这样清楚。
有人认为它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复兴。
中国哲学的复兴则被人当做中华民族复兴的象征。
程朱理学中，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是有一定的权威主义、保守主义成分，但是在《新理学》中把这些都避开了。
按我的意见，形上学只能知道有“理”，而不知道每个“理”的内容。
发现每个“理”的内容，那是科学的事，科学要用科学的实验的方法。
“理”自身是绝对的、永恒的，但是我们所知道的“理”，作为科学的定律和理论，则是相对的、可变的。
“理”的实现，要有物质基础。
各种类型的社会都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