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收的。
他跑过一天，衣袋塞满了钞票才回来，把瓶子里的水倒出来，把鸡放开。
它在一整天“陪绑”之余，还忘不了替他下一个蛋。
但今年这“地方”倒运。
向第一家送礼，就遇到一家才搬来的外省人。
他们竟老实不客气地把礼物收下了。
这怎能不让这“地方”愤愤呢？他并不是怕瓶子里的凉水给他泄漏真相，心痛的还是那只鸡。
另外一种送礼法也很新奇，虽然是“古已有之”的。
我们常在笔记小说里看到，某一个督抚把金子装到坛子里当酱菜送给京里的某一位王公大人。
这是古时候的事，但现在也还没有绝迹。
我的一位亲戚在一个县衙门里做事，因了同县太爷是朋友，所以地位很重要。
在晚上回屋睡觉的时候，常常在棉被下面发现一堆银元或别的值钱的东西。
有时候不知道，把这堆银元抖到地上，哗啦一声，让他吃一惊。
这都是送来的“礼”。
这样的“礼”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接受的。
他一定是个什么官，最少也要是官的下属，能让人生，也能让人死，所以才有人送这许多金子银元来。
官都讲究面子，虽然要钱，却不能干脆当面给他。
于是就想出了这种种的妙法。
我上面已经提到送礼是一门学问，送礼给官长更是这门学问里面最深奥的，须要经过长期的研究简练揣摩，再加上实习，方能得到其中的奥秘。
能把钱送到官长手中，又不伤官长的面子，能做到这一步，才算是得其门而入了。
也有很少的例外，官长开口向下面要一件东西，居然竟得不到。
以前某一个小官藏有一颗古印，他的官长很喜欢，想拿走。
他跪在地上叩头说：“除了我的太太和这块古印以外，我没有一件东西不能与大人共享的。
”官长也只好一笑置之了。
普通人家送礼没有这样有声有色，但在平庸中有时候也有杰作。
有一次我们家把一盒有特别标志的点心当礼物送出去。
隔了一年，一个相熟的胖太太到我们家来拜访，又恭而敬之把这盒点心提给我们，嘴里还告诉我们：这都是小意思，但点心是新买的，可以尝尝。
我们当时都忍不住想笑，好歹等这位胖太太走了，我们就动手去打开。
盒盖一开，立刻有一股奇怪的臭味从里面透出来。
再把纸揭开，点心的形状还是原来的，但上面满是小的飞蛾，一块也不能吃了，只好掷掉。
在这一年内，这盒点心不知代表了多少人的盛意，被恭恭敬敬地提着或托着从一家到一家，上面的签和铺子的名字不知换过了多少次，终于又被恭而敬之提回我们家来。
“解铃还是系铃人”，我们还要把它丢掉。
我虽然不怎样赞成这样送礼，但我觉得这办法还算不坏。
因为只要有一家出了钱买了盒点心就会在亲戚朋友中周转不息，一手收进来，再一手送出去，意思表示了，又不用花钱。
不过这样还是麻烦，还不如仿效前清御膳房的办法，用木头刻成鸡鱼肉肘，放在托盘里，送来送去，你仍然不妨说：“这鱼肉都是新鲜的。
一点小意思，千万请赏脸。
”反正都是“彼此彼此，诸位心照不宣”。
绝对不会有人来用手敲一敲这木头鱼肉的。
这样一来，目的达到了，礼物却不霉坏，岂不是一举两得？在我们这喜欢把最不重要的事情复杂化了的礼仪之邦，我这发明一定有许多人欢迎，我预备立刻去注册专利。
1947年7月
论怪论
“怪论”这个名词，人所共知。
其所以称之为怪者，一般人都不这样说，而你偏偏这样说，遂成异议可怪之论了。
我却要提倡怪论。
但我也并不永远提倡怪论。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不需要怪论，是完全由当时历史环境所决定的。
如果强敌压境，外寇入侵，这时只能全民一个声音说话，说的必是驱逐外寇，还我山河之类的话，任何别的声音都是不允许的。
尤其是汉奸的声音更不能允许。
国家到了承平时期，政通人和，国泰民安，这时候倒是需要一些怪论。
如果仍然禁止人们发出怪论，则所谓一个声音者往往是统治者制造出来的，是虚假的。
“二战”期间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是最好的证明。
从世界历史上来看，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怪论最多。
有的甚至针锋相对，比如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是同一个大学派中的内部矛盾。
就是这些异彩纷呈的怪论各自沿着自己的路数一代一代地发展下去，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渊源和基础。
与此时差不多的是西方的希腊古代文明。
在这里也是怪论纷呈，发展下来，成为西方文明的渊源和基础。
当时东西文明两大瑰宝，东西相对，交相辉映，共同照亮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前途。
这个现象怎样解释，多少年来，东西学者异说层出，各有独到的见解。
我于此道只是略知一二。
在这里就不谈了。
怪论有什么用处呢？
某一个怪论至少能够给你提供一个看问题的视角。
任何问题都会是极其复杂的，必须从各个视角对它加以研究，加以分析，然后才能求得解决的办法。
如果事前不加以足够的调查研究而突然做出决定，其后果实在令人担忧。
我们眼前就有这种例子，我在这里不提它了。
现在，我们国家国势日隆，满怀信心向世界大国迈进。
在好多年以前，我曾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
当时我们的国力并不强。
我是根据近几百年来欧美依次显示自己的政治经济力量、科技发展的力量和文化教育的力量而得出的结论。
现在轮到我们中国来显示力量了。
我预言，50年后，必有更多的事实证实我的看法，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
我希望，社会上能多出些怪论。
2003年6月25日
做人与处世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
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人本来也是属于大自然范畴的。
但是，人自从变成了“万物之灵”以后，就同大自然闹起独立来，有时竟成了大自然的对立面。
人类的衣食住行所有的资料都取自大自然，我们向大自然索取是不可避免的。
关键是，怎样去索取？索取手段不出两途：一用和平手段，一用强制手段。
我个人认为，东西文化之分野，就在这里。
西方对待大自然的基本态度或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用一句现成的套话来说，就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结果呢，从表面上看上去，西方人是胜利了，大自然真的被他们征服了。
自从西方产业革命以后，西方人屡创奇迹。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大至宇宙飞船，小至原子，无一不出自西方“征服者”之手。
然而，大自然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它是能报复的，它是能惩罚的。
报复或惩罚的结果，人皆见之，比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臭氧层出洞，物种灭绝，人口爆炸，淡水资源匮乏，新疾病产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弊端中哪一项不解决都能影响人类生存的前途。
我并非危言耸听，现在全世界人民和政府都高呼环保，并采取措施。
古人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犹未为晚。
中国或者东方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或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
宋人张载说得最简明扼要：“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与”的意思是伙伴。
我们把大自然看作伙伴。
可惜我们的行为没能跟上。
在某种程度上，也采取了“征服自然”的办法，结果也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前不久南北的大洪水不是很能发人深省吗？
至于人与人的关系，我的想法是：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
“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
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
“忍”者，相互容忍也。
日子久了，难免有点磕磕碰碰。
在这时候，头脑清醒的一方应该能够容忍。
如果双方都不冷静，必致因小失大，后果不堪设想。
唐朝张公艺的“百忍”是历史上有名的例子。
至于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则多半起于私心杂念。
解之之方，唯有消灭私心，学习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庶几近之。
1998年11月17日
我的座右铭
多少年以来，我的座右铭一直是：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老老实实的、朴朴素素的四句陶诗，几乎用不着任何解释。
我是怎样实行这个座右铭的呢？无非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而已，没有什么奇招。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到了应该死的时候，你就去死，用不着左思右想），这句话应该是关键性的。
但是在我几十年的风华正茂的期间内，“尽”什么的是很难想到的。
在这期间，我当然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
即使在走独木桥时，好像路上铺的全是玫瑰花，没有荆棘。
这与“尽”的距离太远太远了。
到了现在，自己已经九十多岁了。
离人生的尽头，不会太远了。
我在这时候，根据座右铭的精神，处之泰然，随遇而安。
我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态度。
我不是医生，我想贸然提出一个想法。
所谓老年忧郁症恐怕十有八九同我上面提出的看法有关，怎样治疗这种病症呢？我本来想用“无可奉告”来答复。
但是，这未免太简慢，于是改写一首打油，题曰《无题》：
人生在世一百年，
天天有些小麻烦。
最好办法是不理，
只等秋风过耳边。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