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于是派人到民间去采风，采来了不少政治讽刺歌谣。
杨震是聪明人，对向他行贿者讲出了“四知”。
他知道得很清楚：除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之外，不久就会有一个第五知：人知。
他是不把别人当作傻瓜的，还是老百姓最聪明。
他们中的聪明人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他们不把别人当傻瓜。
可惜把别人当傻瓜的现象，自古亦然，于今尤烈。
救之之道只有一条：不自作聪明，不把别人当傻瓜，从而自己也就不是傻瓜。
哪一个时代，哪一个社会，只要能做到这一步，全社会就都是聪明人，没有傻瓜，全社会也就会安定团结。
1997年3月11日
隔膜
鲁迅先生曾写过关于“隔膜”的文章，有些人是熟悉的。
鲁迅的“隔膜”，同我们平常使用的这个词儿的含义不完全一样。
我们平常所谓“隔膜”是指“情意不相通，彼此不了解”。
鲁迅的“隔膜”是单方面地以主观愿望或猜度去了解对方，去要求对方。
这样做，鲜有不碰钉子者。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稀见。
即使有人想“颂圣”，如果隔膜，也难免撞在龙犄角上，一命呜呼。
最近读到韩昇先生的文章《隋文帝抗击突厥的内政因素》（《欧亚学刊》第二期），其中有几句话：
对此，从种族性格上斥责突厥“反复无常”，其出发点是中国理想主义感情性的“义”观念。
国内伦理观念与国际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在中国对外交往中反复出现，深值反思。
这实在是见道之言，值得我们深思。
我认为，这也是一种“隔膜”。
记得当年在大学读书时，适值“九一八”事件发生，日军入寇东北。
当时中国军队实行不抵抗主义，南京政府同时又派大员赴日内瓦国联（相当于今天的联合国）控诉，要求国联伸张正义。
当时我还属于隔膜党，义愤填膺，等待着国际伸出正义之手。
结果当然是落了空。
我颇恨恨不已了一阵子。
在这里，关键是什么叫“义”？什么叫“正义”？韩文公说：“行而宜之之谓义。
”可是“宜之”的标准是因个人而异的，因民族而异的，因国家而异的，因立场不同而异的。
不懂这个道理，就是“隔膜”。
懂这个道理，也并不容易。
我在德国住了十年，没有看到有人在大街上吵架，也很少看到小孩子打架。
有一天，我看到了就在我窗外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两个男孩在打架，一个大的约十三四岁，一个小的只有约七八岁，个子相差一截，力量悬殊明显。
不知为什么，两个人竟干起架来。
不到一个回合，小的被打倒在地，哭了几声，立即又爬起来继续交手，当然又被打倒在地。
如此被打倒了几次，小孩边哭边打，并不服输，日耳曼民族的特性，昭然可见。
此时周围已经聚拢了一些围观者。
我总期望，有一个人会像在中国一样，主持正义，说一句：“你这么大了，怎么能欺负小的呢！”但是没有。
最后还是对门住的一位老太太从窗子里对准两个小孩泼出了一盆冷水，两个小孩各自哈哈大笑，战斗才告结束。
这件小事给了我一个重要的教训，我从此脱离了隔膜党。
今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变得更加聪明了，与隔膜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我们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
对外我们决不侵略别的国家，但也决不允许别的国家侵略我们。
我们也讲主持正义；但是，这个正义与隔膜是不搭界的。
2001年2月27日
坏人
积将近九十年的经验，我深知世界上确实是有坏人的。
乍看上去，这个看法的智商只能达到小学一年级的水平。
这就等于说“每个人都必须吃饭”那样既真实又平庸。
可是事实上我顿悟到这个真理，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观察与思考的。
我从来就不是性善说的信徒，毋宁说我是倾向性恶说的。
古书上说“天命之谓性”，“性”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本能”，而一切生物的本能是力求生存和发展，这难免引起生物之间的矛盾，性善又何从谈起呢？
那么，什么又叫作“坏人”呢？记得鲁迅曾说过，干损人利己的事还可以理解，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千万干不得。
我现在利用鲁迅的话来给坏人作一个界定：干损人利己的事是坏人，而干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
空口无凭，不妨略举两例。
一个人搬到新房子里，照例大事装修，而装修的方式又极野蛮，结果把水管凿破，水往外流。
住在楼下的人当然首蒙其害，水滴不止，连半壁墙都浸透了。
然而此人却不闻不问，本单位派人来修，又拒绝入门。
倘若墙壁倒塌，楼下的人当然会受害，他自己焉能安全！这是典型的损人又不利己的例子。
又有一位“学者”，对某一种语言连字母都不认识，却偏冒充专家，不但在国内蒙混过关，在国外也招摇撞骗。
有识之士皆嗤之以鼻。
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损人而不利己的例子。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
鲁迅翻译的《小约翰》里讲到一个有毒的蘑菇听人说它有毒，它说，这是人话。
毒蘑菇和一切苍蝇、蚊子、臭虫等，都不认为自己有毒。
说它们有毒，它们大概也会认为这是人话。
可是被群众公推为坏人的人，他们难道能说：说他们是坏人的都是人话吗？如果这是“人话”的话，那么他们自己又是什么呢？
根据我的观察，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这有点像形而上学了。
但是，我却没有办法。
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
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
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
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作“坏人基因”的东西？可惜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提出过这种理论。
我自己既非生物学家，又非生理学家，只能凭空臆断。
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了我的嘴。
1999年7月24日
送礼
我们中国究竟是礼仪之邦，所以每逢过年过节，或有什么红白喜事，大家就忙着送礼。
既然说是“礼”，当然是向对方表示敬意的。
譬如说，一个朋友从杭州回来，送给另外一个朋友一只火腿、二斤龙井，知己的还要亲自送了去，免得受礼者还要赏钱，你能说这不是表示亲热么？又如一个朋友要结婚，但没有钱，于是大家凑个份子送了去，谁又能说这是坏事呢？
事情当然是好事情，而且想起来极合乎人情，一点也不复杂；然而实际上却复杂艰深到万分，几乎可以独立成一门学问：送礼学。
第一，你先要知道送应节的东西。
譬如你过年的时候，提了几瓶子汽水，一床凉席去送人，这不是故意开玩笑吗？还有五月节送月饼，八月节送粽子，最少也让人觉得你是外行。
第二，你还要是一个好的心理学家，能观察出对方的心情和爱好来。
对方倘若喜欢吸烟，你不妨提了几听三炮台恭恭敬敬送了去，一定可以得到青睐。
对方要是喜欢杯中物，你还要知道他是维新派或保守派。
前者当然要送法国的白兰地，后者本地产的白干或五加皮也就行了。
倘若对方的思想“前进”，你最好订一份《文汇报》送了去，一定不会退回的。
但这还不够，买好了应时应节的东西，对方的爱好也揣摩成熟了，又来了怎样送的问题。
除了很知己的以外，多半不是自己去送，这与面子有关系；于是就要派听差，而这个听差又必须是个好的外交家，机警、坚忍、善于说话，还要一副厚脸皮；这样才能不辱使命。
拿了东西去送礼，论理说该到处受欢迎，但实际上却不然。
受礼者多半喜欢节外生枝。
东西虽然极合心意，却偏不立刻收下。
据说这也与面子有关系。
听差把礼物送进去，要沉住气在外面等。
一会儿，对方的听差出来了，把送去的礼物又提出来，说：“我们老爷太太谢谢某老爷太太，盛意我们领了，礼物不敢当。
”倘若这听差真信了这话，提了东西就回家来，这一定糟，说不定就打破饭碗。
但外交家的听差却决不这样做。
他仍然站着不走，请求对方的听差再把礼物提进去。
这样往来斗争许久，对方或全收下，或只收下一半，只要与临来时老爷太太的密令不冲突，就可以安然接了赏钱回来了。
上面说的可以说是常态的送礼，可惜（或者也并不可惜）还有变态的。
我小的时候，我们街上住着一个穷人，大家都喊他“地方”，有学问的人说，这就等于汉朝的亭长。
每逢过年过节的早上，我们的大门刚一开，就会看到他笑嘻嘻地一手提了一只鸡，一手提了两瓶酒，跨进大门来。
鸡咯咯地大吵大嚷，酒瓶上的红签红得炫人眼睛。
他嘴里却喊着：“给老爷太太送礼来了。
”于是我婶母就立刻拿出几毛钱来交给老妈子送出去。
这“地方”接了钱，并不像一般送礼的一样，还要努力斗争，却仍旧提了鸡和瓶子笑嘻嘻地走到另一家去喊去了。
这景象我一年至少见三次，后来也就不以为奇了。
但有一年的某一个节日的清晨，却见这位“地方”愁容满面地跨进我们的大门，嘴里不喊“给老爷太太送礼来了”，却拉了我们的老妈子交头接耳说了一大篇，后来终于放声大骂起来。
老妈子进去告诉了我婶母，仍然是拿了几毛钱送出来。
这“地方”道了声谢，出了大门，老远还听到他的骂声。
后来老妈子告诉我，他的鸡是自己养了预备下蛋的，每逢过年过节，就暂且委屈它一下，被缚了双足倒提着陪他出来逛大街。
玻璃瓶子里装的只是水，外面红签是向铺子里借用的。
“地方”送礼，在我们那里谁都知道他的用意，所以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