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当然都是好话，当然免不了大量溢美之词。
别人写的传记和文章，我基本上都不看。
我感谢作者，他们都是一片好心。
我经常说，我没有那样好，那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
我感到惭愧。
常言道：“人怕出名猪怕壮。
”一点小小的虚名竟能给我招来这样的麻烦，不身历其境者是不能理解的。
麻烦是错综复杂的，我自己也理不出个头绪来。
我现在，想到什么就写点什么，绝对是写不全的。
首先是出席会议。
有些会议同我关系实在不大。
但却又非出席不行，据说这涉及会议的规格。
在这一顶大帽子下面，我只能勉为其难了。
其次是接待来访者，只这一项就头绪万端。
老朋友的来访，什么时候都会给我带来欢悦，不在此列。
我讲的是陌生人的来访，学校领导在我的大门上贴出布告：谢绝访问。
但大多数人却熟视无睹，置之不理，照样大声敲门。
外地来的人，其中多半是青年人，不远千里，为了某一些原因，要求见我。
如见不到，他们能在门外荷塘旁等上几个小时，甚至住在校外旅店里，每天来我家附近一次。
他们来的目的多种多样；但是大体上以想上北大为最多。
他们慕北大之名，可惜考试未能及格。
他们错认我有无穷无尽的能力和权力，能帮助自己。
另外想到北京找工作的也有，想找我签个名照张相的也有。
这种事情说也说不完。
我家里的人告诉他们我不在家。
于是我就不敢在临街的屋子里抬头，当然更不敢出门，我成了“囚徒”。
其次是来信。
我每天都会收到陌生人的几封信。
有的也多与求学有关。
有极少数的男女大孩子向我诉说思想感情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困惑。
据他们自己说，这些事连自己的父母都没有告诉。
我读了真正是万分感动，遍体温暖。
我有何德何能，竟能让纯真无邪的大孩子如此信任！据说，外面传说，我每信必复。
我最初确实有这样的愿望。
但是，时间和精力都有限。
只好让李玉洁女士承担写回信的任务。
这个任务成了德国人口中常说的“硬核桃”。
其次是寄来的稿子，要我“评阅”，提意见，写序言，甚至推荐出版。
其中有洋洋数十万言之作。
我哪里有能力有时间读这些原稿呢？有时候往旁边一放，为新来的信件所覆盖。
过了不知多少时候，原作者来信催还原稿。
这却使我作了难。
“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了。
如果原作者只有这么一本原稿，那我的罪孽可就大了。
其次是要求写字的人多，求我的“墨宝”，有的是楼台名称，有的是展览会的会名，有的是书名，有的是题词，总之是花样很多。
一提“墨宝”，我就汗颜。
小时候确实练过字。
但是，一入大学，就再没有练过书法，以后长期居住在国外，连笔墨都看不见，何来“墨宝”。
现在，到了老年，忽然变成了“书法家”，竟还有人把我的“书法”拿到书展上去示众，我自己都觉得可笑！有比较老实的人，暗示给我：他们所求的不过“季羡林”三个字。
这样一来，我的心反而平静了一点，下定决心：你不怕丑，我就敢写。
其次是广播电台、电视台，还有一些什么台，以及一些报纸杂志编辑部的录像采访。
这使我最感到麻烦。
我也会说一些谎话的；但我的本性是有时嘴上没遮掩，有时说溜了嘴，在过去，你还能耍点无赖，硬不承认。
今天他们人人手里都有录音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同他们订君子协定，答应删掉；但是，多数是原封不动，和盘端出，让你哭笑不得。
上面的这一段诉苦已经够长的了，但是还远远不够，苦再诉下去，也了无意义，就此打住。
我虽然有这样多麻烦，但我并没有被麻烦压倒。
我照常我行我素，做自己的工作。
我一向关心国内外的学术动态。
我不厌其烦地鼓励我的学生阅读国内外与自己研究工作有关的学术刊物。
一般是浏览，重点必须细读。
为学贵在创新。
如果连国内外的“新”都不知道，你的“新”何从创起？我自己很难到大图书馆看杂志了。
幸而承蒙许多学术刊物的主编不弃，定期寄赠。
我才得以拜读，了解了不少当前学术研究的情况和结果，不致闭目塞听。
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仍然照常进行。
遗憾的是，许多多年来就想研究的大题目，曾经积累过一些材料，现在拿起来一看，顿时想到自己的年龄，只能像玄奘当年那样，叹一口气说：“自量气力，不复办此。
”
对当前学术研究的情况，我也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仍然是顿悟式地得来的。
我觉得，在过去，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进行科研工作时，最费时间的工作是搜集资料，往往穷年累月，还难以获得多大成果。
现在电子计算机、光盘一旦被发明，大部分古籍都已收入。
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涸泽而渔。
过去最繁重的工作成为最轻松的了。
有人可能掉以轻心，我却有我的忧虑。
将来的文章由于资料丰满可能越来越长，而疏漏则可能越来越多。
光盘不可能把所有的文献都吸引进去，而且考古发掘还会不时有新的文献呈现出来。
这些文献有时候比已有的文献还更重要，万万不能忽视的。
好多人都承认，现在学术界急功近利浮躁之风已经有所抬头，剽窃就是其中最显著的表现，这应该引起人们的戒心。
我在这里抄一段朱子的话，献给大家。
朱子说：“圣贤言语，一步是一步。
近来一种议论，只是跳踯。
初则两三步作一步，甚则十数步作一步，又甚则千百步作一步。
所以学之者皆颠狂。
”（《朱子语类》124）。
愿与大家共勉力戒之。
勤奋、天才（才能）与机遇
人类的才能，每个人都有所不同，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不能不承认的，但是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一般人称之为“天才”。
有没有“天才”呢？似乎还有点争论，有点看法的不同。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度曾大批“天才”，但其时所批“天才”，似乎与我现在讨论的“天才”不是一回事。
根据我六七十年来的观察和思考，有“天才”是否定不了的，特别在音乐和绘画方面。
你能说贝多芬、莫扎特不是音乐天才吗？即使不谈“天才”，只谈才能，人与人之间也是相差十分悬殊的。
就拿教梵文来说，在同一个班上，一年教下来，学习好的学生能够教学习差的而有余。
有的学生就是一辈子也跳不过梵文这个龙门。
这情形我在国内外都见到过。
拿做学问来说，天才与勤奋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有人说“九十九分勤奋，一分神来（属于天才的范畴）”。
我认为，这个百分比应该纠正一下。
七八十分的勤奋，二三十分的天才（才能），我觉得更符合实际一点。
我丝毫也没有贬低勤奋的意思。
无论干哪一行的，没有勤奋，一事无成。
我只是感到，如果没有才能而只靠勤奋，一个人发展的极限是有限度的。
现在，我来谈一谈天才、勤奋与机遇的关系问题。
我记得六十多年前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时，读过一首英国诗人thomasgray的诗，题目大概是叫《乡村墓地哀歌》（elegy）。
诗的内容，时隔半个多世纪，全都忘了，只有一句还记得：“在墓地埋着的可能有莎士比亚。
”意思是指，有莎士比亚天才的人，老死穷乡僻壤间。
换句话说，他没有得到“机遇”，天才白白浪费了。
上面讲的可能有张冠李戴的可能；如果有的话，请大家原谅。
总之，我认为，“机遇”（在一般人嘴里可能叫做“命运”）是无法否认的。
一个人一辈子做事，读书，不管是干什么，其中都有“机遇”的成分。
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如果“机遇”不垂青，我至今还恐怕是一个识字不多的贫农，也许早已离开了世界。
我不是“王半仙”或“张铁嘴”，我不会算卦、相面，我不想来解释这一个“机遇”问题，那是超出我的能力的事。
1997年
谦虚与虚伪
在伦理道德的范畴中，谦虚一向被认为是美德，应该扬；而虚伪则一向被认为是恶习，应该抑。
然而，究其实际，二者间有时并非泾渭分明，其区别间不容发。
谦虚稍一过头，就会成为虚伪。
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种体会的。
在世界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提倡谦虚最早的国家。
在中国最古的经典之一的《尚书·大禹谟》中就已经有了“满招损，谦受益，时（是）乃天道”这样的教导，把自满与谦虚提高到“天道”的水平，可谓高矣。
从那以后，历代的圣贤无不张皇谦虚，贬抑自满。
一直到今天，我们常用的词汇中仍然有一大批与“谦”字有联系的词儿，比如“谦卑”“谦恭”“谦和”“谦谦君子”“谦让”“谦顺”“谦虚”“谦逊”等等，可见“谦”字之深入人心，久而愈彰。
我认为，我们应当提倡真诚的谦虚，而避免虚伪的谦虚，后者与虚伪间不容发矣。
可是在这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拦路虎。
什么叫“真诚的谦虚”？什么又叫“虚伪的谦虚”？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简直可以说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掌握一个正确的分寸难于上青天。
最突出的是因地而异，“地”指的首先是东方和西方。
在东方，比如说中国和日本，提到自己的文章或著作，必须说是“拙作”或“拙文”。
在西方各国语言中是找不到相当的词儿的。
尤有甚者，甚至可能产生误会。
中国人请客，发请柬必须说“洁治菲酌”，不了解东方习惯的西方人就会满腹疑团：为什么单单用“不丰盛的宴席”来请客呢？日本人送人礼品，往往写上“粗品”二字，西方人又会问：为什么不用“精品”来送人呢？在西方，对老师，对朋友，必须说真话，会多少，就说多少。
如果你说，这个只会一点点儿，那个只会一星星儿，他们就会信以为真；在东方则不会。
这有时会很危险的。
至于吹牛之流，则为东西方同样所不齿，不在话下。
可是怎样掌握这个分寸呢？我认为，在这里，真诚是第一标准。
虚怀若谷，如果是真诚的话，它会促你永远学习，永远进步。
有的人永远“自我感觉良好”，这种人往往不能进步。
康有为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他自称，年届而立，天下学问无不掌握。
结果说康有为是一个革新家则可，说他是一个学问家则不可。
较之乾嘉诸大师，甚至清末民初诸大师，包括他的弟子梁启超在内，他在学术上是没有建树的。
总之，谦虚是美德，但必须掌握分寸，注意东西。
在东方谦虚涵盖的范围广，不能施之于西方，此不可不注意者。
然而，不管东方或西方，必须出之以真诚。
有意的过分的谦虚就等于虚伪。
1998年10月3日
辞“国学大师”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
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莫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
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
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毕竟是保留在所谓“国学”中的。
当时在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
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
《人民日报》的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于无声处听惊雷”，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
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
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
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
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这情况引起了一位学者（或者别的什么“者”）的“义愤”，触动了他的特异功能，在杂志上著文说，提供国学是对抗马克思主义。
这话真是石破天惊，匪夷所思，让我目瞪口呆。
一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想通。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
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
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
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
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辞“学界（术）泰斗”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
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
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
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
在国外教书十年，在国内五十七年。
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
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
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辞“国宝”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
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
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
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
我实在是大惑不解。
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
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
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十三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
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