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有两部书获奖。
在小组会上，我曾要求撤出我那一本书，评委不同意。
我只能以不投自己的票来处理此事。
对这个结果，要说自己不高兴，那是矫情，那是虚伪，为我所不取。
我更多地感觉到的是惶恐不安，感觉到惭愧。
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图书，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评上，自己却一再滥竽。
这也算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幸运吧。
我在这里还要补上一句：在旧年的最后一天的《光明日报》上，我读到老友邓广铭教授对我的评价，我也是既感且愧。
我过去曾多次说到，自己向无大志，我的志是一步步提高的，有如水涨船高。
自己绝非什么天才，我自己评估是一个中人之才。
如果自己身上还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自己是勤奋的，这一点差堪自慰。
我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是一个自知之明超过需要的人，是一个思维不懒惰、脑筋永远不停地转动的人。
我得利之处，恐怕也在这里。
过去一年中，在我走的道路上，撒满了玫瑰花；到处是笑脸，到处是赞誉。
我成为一个“很可接触者”。
要了解我过去一年的心情，必须把我的处境同我的性格，同我内心的感情联系在一起。
现在写《新年抒怀》，我的“怀”，也就是我的心情，在过去一年我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是，我并没有被鲜花和赞誉冲昏了头脑，我的头脑是颇为清醒的。
一位年轻的朋友说我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
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我似乎是朝气蓬勃，在学术上野心勃勃，我揽的工作远远超过一个耄耋老人所能承担的，我每天的工作量在同辈人中恐怕也居上乘。
但是我没有忘乎所以，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年龄。
在朋友欢笑之中，在家庭聚乐之中，在灯红酒绿之时，在奖誉纷至沓来之时，我满面含笑，心旷神怡，却蓦地会在心灵中一闪念：“这一出戏快结束了！”我像撞客的人一样，这一闪念紧紧跟随着我，我摆脱不掉。
是我怕死吗？不，不，绝不是的。
我曾多次讲过：我的性命本应该在十年浩劫中结束的。
在比一根头发丝还细的偶然性中，我侥幸活了下来。
从那以后，我所有的寿命都是白捡来的；多活一天，也算是“赚了”。
而且对于死，我近来也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看法：“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死是自然规律，谁也违抗不得。
用不着自己操心，操心也无用。
那么我那种快煞戏的想法是怎样来的呢？记得在大学读书时，读过俞平伯先生的一篇散文《重过西园码头》，时隔六十余年，至今记忆犹新。
其中有一句话：“从现在起我们要仔仔细细地过日子了。
”这就说明，过去日子过得不仔细，甚至太马虎。
俞平伯先生这样，别的人也是这样，我当然也不例外。
日子当前，总过得马虎。
时间一过，回忆又复甜蜜。
清词中有一句话：“当时只道是寻常。
”真是千古名句，道出了人们的这种心情。
我希望，现在能够把当前的日子过得仔细一点，认为不寻常一点。
特别是在走上了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时，更应该这样。
因此，我的快煞戏的感觉，完全是积极的，没有消极的东西，更与怕死没有牵连。
在这样的心情的指导下，我想得很多很多，我想到了很多的人。
首先是想到了老朋友。
清华时代的老朋友胡乔木，最近几年曾几次对我说，他想要看一看年轻时候的老朋友。
他说：“见一面少一面了！”初听时，我还觉得他过于感伤，后来逐渐品味出他这一句话的分量。
可惜他前年就离开了我们，走了。
去年我用实际行动响应了他的话，我邀请了六七位有五六十年友谊的老友聚了一次。
大家都白发苍苍了，但都兴会淋漓。
我认为自己干了一件好事。
我哪里会想到，参加聚会的吴组缃现已病卧医院中。
我听了心中一阵颤动。
今年元旦，我潜心默祷，祝他早日康复，参加我今年准备的聚会。
没有参加聚会的老友还有几位。
我都一一想到了，我在这里也为他们的健康长寿祷祝。
我想到的不只有老年朋友，年轻的朋友，包括我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学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也都一一想到了。
我最近颇接触了一些青年学生，我认为他们是我的小友。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一群小友的感情越来越深，几乎可以同我的年龄成正比。
他们朝气蓬勃，前程似锦。
我发现他们是动脑筋的一代，他们思考着许许多多的问题。
淳朴、直爽，处处感动着我。
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
”我们祖国的希望和前途就寄托在他们身上，全人类的希望和前途也寄托在他们身上。
对待这一批青年，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理解和爱护，诱导与教育，同时还要向他们学习。
这是就公而言。
在私的方面，我同这些生龙活虎般的青年们在一起，他们身上那一股朝气，充盈洋溢，仿佛能冲刷掉我身上这一股暮气，我顿时觉得自己年轻了若干年。
同青年们接触真能延长我的寿命。
古诗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我一不服食，二不求神。
青年学生就是我的药石，就是我的神仙。
我企图延长寿命，并不是为了想多吃人间几千顿饭。
我现在吃的饭并不特别好吃，多吃若干顿饭是毫无意义的。
我现在计划要做的学术工作还很多，好像一个人在日落西山的时分，前面还有颇长的路要走。
我现在只希望多活上几年，再多走几程路，在学术上再多做点工作，如此而已。
在家庭中，我这种快煞戏的感觉更加浓烈。
原因也很简单，必然是因为我认为这一出戏很有看头，才不希望它立刻就煞住，因而才有这种浓烈的感觉。
如果我认为这一出戏不值一看，它煞不煞与己无干，淡然处之，这种感觉从何而来？过去几年，我们家屡遭大故。
老祖离开我们，走了。
女儿也先我而去。
这在我的感情上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痕。
尽管如此，我仍然有一个温馨的家。
我的老伴、儿子和外孙媳妇仍然在我的周围。
我们和睦相处，相亲相敬。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最可爱的人。
除了人以外，家庭成员还有两只波斯猫，一只顽皮，一只温顺，也都是最可爱的猫。
家庭的空气怡然、盎然。
可是，前不久，老伴突患脑溢血，住进医院。
在她没病的时候，她已经不良于行，整天坐在床上。
我们平常没有多少话好说。
可是我每天从大图书馆走回家来，好像总嫌路长，希望早一点到家。
到了家里，在破藤椅上一坐，两只波斯猫立即跳到我的怀里，让我搂它们睡觉。
我也眯上眼睛，小憩一会儿。
睁眼就看到从窗外流进来的阳光，在地毯上流成一条光带，慢慢地移动，在百静中，万念俱息，怡然自得。
此乐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然而老伴却突然病倒了。
在那些严重的日子里，我在从大图书馆走回家来，我在下意识中，总嫌路太短，我希望它长，更长，让我永远走不到家。
家里缺少一个虽然坐在床上不说话却散发着光与热的人。
我感到冷清，我感到寂寞，我不想进这个家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心里就更加频繁地出现那一句话：“这一出戏快煞戏了！”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老伴虽然仍然住在医院里，病情已经有了好转。
我在盼望着，她能很快回到家来，家里再有一个虽然不说话但却能发光发热的人，使我再能静悄悄地享受沉静之美，让这一出早晚要煞戏的戏再继续下去演上几幕。
按世俗算法，从今天起，我已经达到八十三岁的高龄了，几乎快到一个世纪了。
我虽然不爱出游，但也到过三十个国家，应该说是见多识广。
在国内将近半个世纪，经历过峰回路转，经历过柳暗花明，快乐与苦难并列，顺利与打击杂陈。
我脑袋里的回忆太多了，过于多了。
眼前的工作又是头绪万端，谁也说不清我究竟有多少名誉职称，说是打破纪录，也不见得是夸大，但是，在精神上和身体上的负担太重了。
我真有点承受不住了。
尽管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我一不悲观，二不厌世，可是我真想休息了。
古人说：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
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晚年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最后一句是ruhstduauchc（你也休息），仿佛也表达了我的心情，我真想休息一下了。
心情是心情，活还是要活下去的。
自己身后的道路越来越长，眼前的道路越来越短，因此前面剩下的这短短的道路，弥加珍贵。
我现在过日子是以天计，以小时计。
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是可贵的。
我希望真正能够仔仔细细地过，认认真真地过，细细品味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认为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寻常”。
我希望千万不要等到以后再感到“当时只道是寻常”，空吃后悔药，徒唤奈何。
对待自己是这样，对待别人，也是这样。
我希望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使我的老朋友，我的小朋友，我的年轻的学生，当然也有我的家人，都能得到愉快。
我也绝不会忘掉自己的祖国，只要我能为她做到的事情，不管多么微末，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做。
只有这样，我心里才能获得宁静，才能获得安慰。
“这一出戏就要煞戏了”，它愿意什么时候煞，就什么时候煞吧。
现在正是严冬。
室内春意融融，窗外万里冰封。
正对着窗子的那一棵玉兰花，现在枝干光秃秃的一点生气都没有。
但是枯枝上长出的骨朵儿却象征着生命，蕴含着希望。
花朵正蜷缩在骨朵儿内心里，春天一到，东风一吹，会立即绽开白玉似的花。
池塘里，眼前只有残留的枯叶在寒风中在层冰上摇曳。
但是，我也知道，只等春天一到，坚冰立即化为粼粼的春水。
现在蜷缩在黑泥中的叶子和花朵，在春天和夏天里都会蹿出水面。
到了夏天，“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将是何等光华烂漫的景色啊！“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现在一方面脑筋里仍然会不时闪过一个念头：“这一出戏快煞戏了。
”这丝毫也不含糊；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一出戏的高潮还没有到，恐怕在煞戏前的那一刹那才是真正的高潮，这一点也决不含糊。
1994年1月1日
八十述怀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活到八十岁；如今竟然活到了八十岁，然而又一点也没有八十岁的感觉。
岂非咄咄怪事！
我向无大志，包括自己活的年龄在内。
我的父母都没有活过五十，因此，我自己的原定计划是活到五十。
这样已经超过了父母，很不错了。
不知怎么一来，宛如一场春梦，我活到了五十岁。
那时我流年不利，颇挨了一阵子饿。
但是，我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正在德国，我经受了而今难以想象的饥饿的考验，以致失去了饱的感觉。
我们那一点灾害，同德国比起来，真如小巫见大巫；我从而顺利地度过了那一场灾难，而且我当时的精神面貌是我一生最好的时期，一点苦也没有感觉到，于不知不觉中冲破了我原定的年龄计划，渡过了五十岁大关。
五十一过，又仿佛一场春梦似的，一下子就到了古稀之年，不容我反思，不容我踟蹰。
其间跨越了一个十年浩劫。
我当然是在劫难逃。
我一生写作翻译的高潮，恰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