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也有孤寂之感呢？应该说是有的。
在这样无可奈何的时候，我蓦地闻到一股似浓似淡的香气。
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花，有这样的香，我就觉得很不寻常；有花香慰我寂寥，我甚至有一些近乎感激的心情了。
从南极带来的植物
小友兼老友唐老鸭（师曾）自南极归来。
在北大为我举行九十岁华诞庆祝会的那一天，他来到了北大，身份是记者。
全身披挂，什么照相机，录像机，这机，那机，我叫不出名堂来的一些机，看上去至少有几十斤重，活灵活现地重现海湾战争孤身采访时的雄风。
一见了我，在忙着拍摄之余，从裤兜里掏出来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什么东西，郑重地递了给我。
信封上写着几行字：
祝季老寿比南山
南极长城站的植物，每100年长一毫米，此植物已有6000岁。
唐老鸭敬上
这几行字真让我大吃一惊，手里的分量立刻重了起来。
打开信封，里面装着一株长在仿佛是一块铁上面的“小草”。
当时祝寿会正要开始，大厅里挤满了几百人，熙来攘往，拥拥挤挤，我没有时间和心情去仔细观察这一株小草。
夜里回到家里，时间已晚，没有时间和精力把这一株“仙草”拿出来仔细玩赏。
第二天早晨才拿了出来。
初看之下，觉得没有什么稀奇之处，这不就是一棵平常的“草”嘛，同我们这里遍地长满了的野草从外表上来看差别并不大。
但是，当我擦了擦昏花的老眼再仔细看时，它却不像是一株野草，而像是一棵树，具体而微的树，有干有枝。
枝子上长着一些黑色的圆果。
我眼睛一花，原来以为是小草的东西，蓦地变成了参天大树，树上搭满鸟巢。
树扎根的石块或铁块一下子变成了一座大山，巍峨雄奇。
但是，当我用手一摸时，植物似乎又变成了矿物，是柔软的能屈能折的矿物。
试想这一棵什么物从南极到中国，飞越千山万水，而一枝叶条也没有断，至今在我的手中也是一丝不断，这不是矿物又是什么呢？
我面对这一棵什么物，脑海里疑团丛生。
是草吗？不是。
是树吗？也不是。
是植物吗？不像。
是矿物吗？也不像。
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说不清楚。
我只能认为它是从南极万古冰原中带来的一个奇迹。
既然唐老鸭称之为植物，我们就算它是植物吧。
我也想创造两个新名词：像植物一般的矿物，或者像矿物一般的植物。
英国人有一个常用的短语：atone&ampampaposswits&ampampaposend，“到了一个人智慧的尽头”。
我现在真走到了我的智慧的尽头了。
在这样智穷力尽的情况下，我面对这一个从南极来的奇迹，不禁浮想联翩。
首先是它那六千年的寿命。
在天文学上，在考古学上，在人类生活中，六千是一个很小的数目，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
但是，在人类有了文化以后的历史上，在国家出现的历史上，它却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中国满打满算也不过说有五千年的历史。
连那一位玄之又玄的老祖宗黄帝，据一般词典的记载，也不过说他约生在公元前26世纪，距今还不满五千年。
连世界上国家产生比较早的国家，比如埃及和印度，除了神话传说以外，也达不到六千年。
我想，我们可以说，在这一株“植物”开始长的时候，人类还没有国家。
说是“宇宙洪荒”，也许是太过了一点儿。
但是，人类的国家，同它比较起来，说是瞠乎后矣，大概是可以的。
想到这一切，我面对这一株不起眼儿的“植物”，难道还能不惊诧得瞠目结舌吗？
再想到人类的寿龄和中国朝代的长短，更使我的心进一步地震动不已。
古人诗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在过去，人们总是互相祝愿“长命百岁”。
对人生来说，百岁是长极长极了的。
然而南极这一株“植物”在一百年内只长一毫米。
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是周代，约有八百年之久。
在这八百年中，人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动呀。
春秋和战国都包括在这个期间。
百家争鸣，何等热闹。
云谲波诡，何等奇妙。
然而，南极这一株“植物”却在万古冰原中，沉默着，忍耐着，只长了约八毫米。
周代以后，秦始皇登场，修筑了令全世界惊奇的长城。
接着登场的是赫赫有气的汉祖、唐宗等等一批人物，半生征战，铁马金戈，杀人盈野，血流成河。
一直到了清代末叶，帝制取消，军阀混战，最终是建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两千多年的历史，千头万绪的史实，五彩缤纷，错综复杂，头绪无数，气象万千，现在大学里讲起中国通史，至少要讲上一学年，还只能讲一个轮廓。
倘若细讲起来，还需要断代史，以及文学、哲学、经济、艺术、宗教、民族等等的历史。
至于历史人物，则有的成龙，有的成蛇；有的流芳千古，有的遗臭万年，成了人们茶余酒后谈古论今的对象。
在这两千多年的漫长悠久的岁月中，赤县神州的花花世界里演出了多少幕悲剧、喜剧、闹剧；然而，这一株南极的“植物”却沉默着、忍耐着只长了两厘米多一点儿。
多么艰难的成长呀！
想到这一切，我面对这一株不起眼儿的“植物”难道还能不惊诧得瞠目结舌吗？
我们的汉语中有“目击者”一个词儿，意思是“亲眼看到的人”。
我现在想杜撰一个新名词儿“准目击者”，意思是“有可能亲眼看到的人或物”。
“物”分动植物两种，动物一般是有眼睛的，有眼就能看到。
但是，植物并没有眼睛，怎么还能“击”（看到）呢？我在这里只是用了一个诗意的说法，请大家千万不要“胶柱鼓瑟”地或者“刻舟求剑”地去推敲，就说是植物也能看见吧。
孔子是中国的圣人，是万世师表，万人景仰。
到了今天，除了他那峨冠博带的画像之外，人类或任何动物决不会有孔子的目击者。
植物呢，我想，连四川青城山上的那一株老寿星银杏树，或者陕西黄帝陵上那一些十几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古柏，也不会是孔子的目击者。
然而，我们这一株南极的“植物”却是有这个资格的，孔子诞生的时候它已经有三千多岁了。
对它来说，孔子是后辈又后辈了。
如果它当时能来到中国，“目击”孔子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我不是生物学家，没有能力了解，这一株“植物”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也没有向唐老鸭问清楚：在南极有多少像这样的“植物”？
如果有多种的话，它们是不是都是六千岁？如果不是的话，它们中最老的有几千岁？这样的“植物”还会不会再长？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萦绕在我脑海中。
我感兴趣的问题是，我眼前的这一株“植物”，身高六厘米，寿高六千岁。
如果它或它那些留在南极的伙伴还继续长的话，再过六千年，也不过高一分米二厘米，仍然是一株不起眼儿的可怜兮兮的“植物”，难登大雅之堂。
然而，今后的六千年却大大地不同于过去的六千年了。
就拿过去一百年来看吧，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做到了；过去认为是幻想的东西，现在是现实了。
人类在太空可以任意飞行，连嫦娥的家也登门拜访到了。
到了今天，更是分新秒异，谁也不敢说，新的科技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一百年尚且如此，谁还敢想象六千年呢？到了那时候人类是否已经异化为非人类，至少是同现在的人类迥然不同的人类，谁又敢说呢？
想到这一切，念天地之悠悠，后不见来者，我面对这一株不起眼儿的“植物”，我只能惊诧得瞠目结舌了。
2001年7月2日
马缨花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个很深的大院子里。
从外面走进去，越走越静，自己的脚步声越听越清楚，仿佛从闹市走向深山。
等到脚步声成为空谷足音的时候，我住的地方就到了。
院子不小，都是方砖铺地，三面有走廊。
天井里遮满了树枝，走到下面，浓荫匝地，清凉蔽体。
从房子的气势来看，从梁柱的粗细来看，依稀还可以看出当年的富贵气象。
这富贵气象是有来源的。
在几百年前，这里曾经是明朝的东厂。
不知道有多少忧国忧民的志士曾在这里被囚禁过，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里受过苦刑，甚至丧掉性命。
据说当年的水牢现在还有迹可寻哩。
等到我住进去的时候，富贵气象早已成为陈迹，但是阴森凄苦的气氛却是原封未动。
再加上走廊上陈列的那一些汉代的石棺石椁，古代的刻着篆字和隶字的石碑，我一走回这个院子里，就仿佛进入了古墓。
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气氛，把我的记忆提到几千年前去；有时候我简直就像是生活在历史里，自己俨然成为古人了。
这样的气氛同我当时的心情是相适应的，我一向又不相信有什么鬼神，所以我住在这里，也还处之泰然。
但是也有紧张不泰然的时候。
往往在半夜里，我突然听到推门的声音，声音很大，很强烈。
我不得不起来看一看。
那时候经常停电，我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爬起来，摸索着找门，摸索着走出去。
院子里一片浓黑，什么东西也看不见，连树影子也仿佛同黑暗粘在一起，一点都分辨不出来。
我只听到大香椿树上有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咪噢的一声，有两只小电灯似的眼睛从树枝深处对着我闪闪发光。
这样一个地方，对我那些经常来往的朋友们来说，是不会引起什么好感的。
有几位在白天还有兴致来找我谈谈，他们很怕在黄昏时分走进这个院子。
万一有事，不得不来，也一定在大门口向工友再三打听，我是否真在家里，然后才有勇气，跋涉过那一个长长的胡同，走过深深的院子，来到我的屋里。
有一次，我出门去了，看门的工友没有看见，一位朋友走到我住的那个院子里。
在黄昏的微光中，只见一地树影，满院石棺，我那小窗上却没有灯光。
他的腿立刻抖了起来，费了好大力量，才拖着它们走了出去。
第二天我们见面时，谈到这点经历，两人相对大笑。
我是不是也有孤寂之感呢？应该说是有的。
当时正是“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北京城一片黑暗。
白天在学校里的时候，同青年同学在一起，从他们那蓬蓬勃勃的斗争意志和生命活力里，还可以汲取一些力量和快乐，精神十分振奋。
但是，一到晚上，当我孤零一个人走回这个所谓家的时候，我仿佛遗世而独立。
没有人声，没有电灯，没有一点活气。
在煤油灯的微光中，我只看到自己那高得、大得、黑得惊人的身影在四面的墙壁上晃动，仿佛是有个巨灵来到我的屋内。
寂寞像毒蛇似的偷偷地袭来，折磨着我，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在这样无可奈何的时候，有一天，在傍晚的时候，我从外面一走进那个院子，蓦地闻到一股似浓似淡的香气。
我抬头一看，原来是遮满院子的马缨花开花了。
在这以前，我知道这些树都是马缨花，但是我却没有十分注意它们。
今天它们用自己的香气告诉了我它们的存在。
这对我似乎是一件新事。
我不由得就站在树下，仰头观望：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成了一座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了一团团的红雾。
香气就是从这一片绿云里洒下来的，洒满了整个院子，洒满了我的全身，使我仿佛游泳在香海里。
花开也是常有的事，开花有香气更是司空见惯。
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花，有这样的香，我就觉得很不寻常；有花香慰我寂寥，我甚至有一些近乎感激的心情了。
从此，我就爱上了马缨花，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知心朋友。
北京终于解放了。
1949年的10月1日给全中国带来了光明与希望，给全世界带来了光明与希望。
这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在我的生命里划上了一道鸿沟，我仿佛重新获得了生命。
可惜不久我就搬出了那个院子，同那些可爱的马缨花告别了。
时间也过得真快，到现在，才一转眼的工夫，已经过去了十三年。
这十三年是我生命史上最重要、最充实、最有意义的十三年。
我看了许多新东西，学习了很多新东西，走了很多新地方。
我当然也看了很多奇花异草。
我曾在亚洲大陆南端科摩林海角看到高凌霄汉的巨树上开着大朵的红花；我曾在缅甸的避暑胜地东枝看到开满了小花园的火红照眼的不知名的花朵；我也曾在塔什干看到长得像小树般的玫瑰花。
这些花都是异常美妙动人的。
然而使我深深地怀念的却仍然是那些平凡的马缨花，我是多么想见到它们呀！
最近几年来，北京的马缨花似乎多起来了。
在公园里，在马路旁边，在大旅馆的前面，在草坪里，都可以看到新栽种的马缨花。
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成了一座座的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
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了一团团的红雾。
这绿云红雾飘满了北京，衬上红墙、黄瓦，给人民的首都增添了绚丽与芬芳。
我十分高兴，我仿佛是见了久别重逢的老友。
但是，我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些马缨花同我回忆中的那些很不相同。
叶子仍然是那样的叶子，花也仍然是那样的花；在短短的十几年以内，它决不会变了种。
它们不同之处究竟何在呢？
我最初确实是有些困惑，左思右想，只是无法解释。
后来，我扩大了我回忆的范围，不把回忆死死地拴在马缨花上面，而是把当时所有同我有关的事物都包括在里面。
不管我是怎样喜欢院子里那些马缨花，不管我是怎样爱回忆它们，回忆的范围一扩大，同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黄昏，就是夜雨，否则就是迷离凄苦的梦境。
我好像是在那些可爱的马缨花上面从来没有见到哪怕是一点点阳光。
然而，今天摆在我眼前的这些马缨花，却仿佛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即使是在黄昏时候，在深夜里，我看到它们，它们也仿佛是生气勃勃，同浴在阳光里一样。
它们仿佛想同灯光竞赛，同明月争辉。
同我回忆里那些马缨花比起来，一个是照相的底片，一个是洗好的照片；一个是影，一个是光。
影中的马缨花也许是值得留恋的，但是光中的马缨花不是更可爱吗？
我从此就爱上了这光中的马缨花，而且我也爱藏在我心中的这一个光与影的对比。
它能告诉我很多事情，带给我无穷无尽的力量，送给我无限的温暖与幸福；它也能促使我前进。
我愿意马缨花永远在这光中含笑怒放。
1962年10月1日
听雨（二）
我大概对雨声情有独钟，我曾写过一篇《听雨》，现在又写《听雨》。
从凌晨起，外面就下起小雨来。
我本来有几张桌子，供我写作之用；我却偏偏选了阳台上铁皮封顶下的一张。
雨滴和檐溜敲在上面，叮当作响。
小保姆劝我到屋里面另一张临窗的大桌旁去写作，说是那里安静。
焉知我觉得在阳台上，在雨声中更安静。
王籍诗“鸟鸣山更幽”，有人以为奇怪：鸟不鸣不是比鸣更为幽静吗？山中这样的经验我没有，雨中这样的经验我却是有的。
我觉得“雨响室更幽”，眼前就是这样。
我伏在桌旁，奋笔疾书，上面铁皮上雨点和檐溜敲打得叮叮当当，宛如白居易《琵琶行》的琵琶声，“大珠小珠落玉盘”，其声清越，缓急有节，敲打不停，似有间歇。
其声不像贝多芬的音乐，不像肖邦的音乐，不像莫扎特的音乐，不像任何大音乐家的音乐；然而谛听起来，却真又像贝多芬，像肖邦，像莫扎特。
我听而乐之，心旷神怡，心灵中特别幽静，文思如泉水涌起，深深地享受着写作的情趣。
悠然抬头：看到窗外，浓绿一片，雨丝像玉帘一般，在这一片浓绿中画上了线。
新荷初露田田叶，垂柳摇曳丝丝烟，几疑置身非人间。
我当然会想到小山上我那些野草间花的植物朋友们，它们当然也决不会轻易放过这样的天赐良机；尽量张大了嘴，吮吸这些从天上滴下来的甘露，为来日抵抗炎阳做好准备。
我头顶上滴声未息，而阳台上幽静有加，我仿佛离开了嘈杂的尘寰，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
1997年6月3日
咪咪
我现在越来越不了解自己了。
我原以为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内心还是比较坚强的。
现在才发现，这只是一个假象，我的感情其实脆弱得很。
八年以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