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惹人生厌的陈腔滥调。
当维多利亚女王在世纪之交退出历史的舞台，查尔斯·狄更斯、威廉·萨克雷和乔治·艾略特等现实主义先驱久已魂归道山，后继中坚如托马斯·哈代和乔治·吉辛也迈入了风烛残年，此时英国文坛可谓山雨欲来，一场现代主义的革命正在蓄势待发。
现代主义文学包含了众多不同的风格和流派，很难扼要地对其进行界定，但简单地说，正如现实主义是对浪漫主义的背弃，它也是对前者的反叛。
总之在多数出生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英国文人看来，内在世界高于外在世界，意识活动高于故事情节；至于让前辈作家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礼教观念，尤其是各种严厉的性禁忌，因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所向披靡，更成为这些作家争先恐后想要打破的桎梏。
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炮火正酣的时候，现代主义运动在大西洋两岸已经蔚为大观，诸如多萝西·理查德森（dorothyrichardson）的《尖尖的屋顶》（pointedroofs）、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远渡重洋》（thevoyageout）和詹姆士·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之类新式小说均已付梓刊行。
和上述作家比起来，当时在英国本土和美国享有盛誉的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somersetmaugham）有点像是异类。
出生于1874年的毛姆年龄和他们约略相当，文学旨趣却大相径庭，更接近正统的现实主义。
他早期的作品，从《兰贝斯的丽莎》（lisaoflambeth），到《主教的围裙》（thebishop'sapron），再到带有些许荒唐色彩的《通灵术士》（themagician），都是典型的维多利亚小说。
不过这些小说销量平平无奇，社会反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毛姆在一战尘埃落定前极高的知名度完全来自其成功的剧作。
自1897年处女作《兰贝斯的丽莎》面世后，这位弃医从文的作家一直坚定不移地走在缪斯的道路上，随后十年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
然而长年累月的辛劳始终没有换来丰衣足食的回报，微薄的版税仅能勉强维系捉襟见肘的日子。
对由衷热爱文学的创作者来说，经济的困窘或可一笑置之，心血长久无人问津却会造成致命的信心动摇，至少毛姆的情况便是如此。
1907年，他心灰意冷之余决定重操旧业，准备返回圣托马斯医院进修，以便能够当上一名远洋轮船的随船医生，讵料突然蒙受命运女神迟来的眷顾：那部已经被十七个戏院经理拒绝过的剧本《弗里德里克夫人》（ladyfrederick），因为机缘巧合，居然得以在伦敦著名的皇宫大戏院（royalcourttheatre）上演！
这部喜剧情节出人意料，对白诙谐有趣，10月26日首演过后轰动全城，各大媒体好评如潮，想要一睹为快的观众纷纷涌入戏院，竟至于其连续上演了四百二十二场之多。
翌年，伦敦西区的戏院见证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第一次出现某个剧作家有四部作品同时在演的盛况，而且除了《弗里德里克夫人》以外，其他三部的票房也很惊人，分别演出了四十八、两百七十二和三百二十一场。
毛姆因此摇身变为炙手可热的名人，极具影响的《幽默画报》（punch）不失时机地刊登了一幅漫画，画上是愁容满面的莎士比亚，妒忌地盯着一面墙壁，墙上贴满了毛姆四部剧作的宣传海报。
时来运转的毛姆从此过上优渥的生活，但说起来也好玩，尽管备受观众群推崇和出版商看重，然而在他名闻遐迩以后，部分宵小之辈却热衷于用花样百出的刻毒言语来攻击其作品。
这大部分是因为他这人口无遮拦，说过许多让某些人听起来如芒刺在背的话。
比如他曾经公开宣称：“创作剧本的难度向来被夸大，我自己脑里总是有六七部作品，只要想到合适的主题，我立刻便能将其分解成几个场景，每一幕都会呈现在我面前，所以我写完一部戏以后，可以毫不费力地立刻另起炉灶。
”诸如此类的言论得罪了许多喜欢故作高深的同行，其中不少人专门在报刊上撰文对毛姆进行挞伐。
各种接踵而来的恶意抨击给毛姆造成了持久的困扰，以至于他到晚年依然无法释怀，在1938年出版的回忆录《总结》（thesummingup）中仍不忘为自己辩护。